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简称IBD）作为一种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自19世纪末被首次识别以来，IBD的发病模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其流行病学特征亦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和时间差异。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疾病已从20世纪初主要集中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步扩展至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地区，引发了医学界对其全球演变动态的深入研究。近年来，一项涵盖了1920年至2024年间522项基于人群的研究数据，涵盖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分析，系统揭示了IBD跨越不同流行病学阶段的演变规律及其历史趋势。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奠定了IBD全球流行病演变的理论基础，也为各国公共卫生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早期，IBD被认为是欧美、北美及大洋洲等早期工业化地区的“西方疾病”，当时这些地区的疾病发病率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快速上升阶段。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工业化地区IBD发病率开始显著增加，呈现出明显的转折与扩散态势。分析IBD的流行病学演化，我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出现阶段”，特点是疾病的发病率及患病率均处于较低水平；第二阶段为“发病率加速阶段”，表现为新发病例迅速增加，而总患病率仍较低；第三阶段为“患病率积累阶段”，发病率趋于稳定甚至下降，但患病率持续增长，反映出长期病例积累的结果；第四阶段则预示“患病率平衡”，即由于患病人群老龄化及死亡率与发病率趋于平衡，患病率增长基本停滞，虽然这一阶段尚未在现实数据中明确观察到，但模型预测显示这是未来可能实现的状态。各阶段的转换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受多因素作用影响，包括工业化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比例、卫生条件改善、饮食结构变迁以及环境暴露等。比如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特别是西式饮食和吸烟习惯的改变，已被认为是促进IBD发病率上升的重要环境因素。伴随着医学诊断技术的进步和医疗资源的普及，病例的识别率也大幅提高，部分地区发病率增加受到了“揭示效应”的影响。数据具体显示，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国家IBD发病率快速上涨，随后在部分地区呈现平台期，而患病率仍继续累积增长，这种趋势符合典型的第三阶段特征。
反观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亚洲部分地区如日本、韩国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哥伦比亚等国，近20年来IBD发病率快速上涨，显示这些地区正处于第二阶段或向第三阶段跨越的过程中。面向未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IBD的全球患病率仍将继续攀升，并趋于高位稳定。对此，研究者们采用机器学习等现代技术对全球数据进行分类分析，确立了明确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指标区间，辅助判断各地区所处的流行病学阶段。同时，基于偏微分方程的数学模型预测了患病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展示了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变过程中患病率增长速度的放缓及平衡趋势。该模型进一步模拟了不同发病率变化情景下的患病率演变，强调了预防干预和疾病控制在未来降低IBD患病负担中的关键作用。理解IBD的全球流行病学阶段对于各国卫生系统意义重大。
处于初期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诊断能力，实现早期病例识别和干预，避免疾病负担的快速积聚。进入发病率加速阶段的地区，应强化公共卫生教育、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同时优化医疗资源分配。处于患病率累积阶段的发达国家，则必须应对老龄化患者群体的多重疾病管理挑战，加强跨学科协作，实现综合治疗和护理。尤其需要关注老年IBD患者多种慢性病共存、治疗安全性及生活质量问题。经济、社会、环境等社会指标在不同阶段的变动规律，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比如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增强指数均显示与IBD流行阶段呈显著相关。
针对IBD的全球流行趋势，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主要来自欧美、日本、韩国等早期研究重点区域，而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数据仍较稀缺，加强这些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将有助于完善全球疾病地图，揭示潜在的区域性环境和遗传因素。预防策略的探索亟待推进，诸如生活方式改善、饮食调整、早期生物标志物筛查等，未来有望结合精准医学方法实现针对高风险人群的干预。综上所述，全球IBD的流行病学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演进模式。通过科学划分的流行病学阶段框架，结合先进的数据分析和数学建模，医疗决策者和公共卫生管理者可以明确各地区所处阶段，制定相应的资源配置、预防策略及临床管理计划。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疾病治疗的发展，IBD的全球负担将持续演变，需持续关注其流行趋势与健康影响，推动早期诊断、综合治疗与有效管理，最大限度减轻社会和患者个人的疾病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