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政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言论自由与反恐机制的边界变得模糊,尤其是在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话题上。我曾因公开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行动,而被英国警方以"支持恐怖组织"为由拘捕。这一经历不仅震惊了我,也让我看清了英国反恐法案在当下政治环境中的运用方式,以及西方世界对中东问题的复杂立场。整个事件揭示了和平抗议的严峻处境,以及反对以色列暴行的声音如何遭遇制度性压制。 本文回顾了我个人被捕的过程,相关背景,以及以色列与英国之间微妙而矛盾的关系。种族灭绝这一沉重话题,连接着历史遗留的矛盾和当代国际政治的博弈,理应引发更多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关注,而非被简单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
我是在2025年8月9日携带写着"我反对种族灭绝,我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的标语牌,在伦敦国会广场参加由"保卫我们的陪审团"组织的和平示威时被捕的。这次示威是针对英国政府将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的抗议。尽管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为,警方却以恐怖主义指控逮捕了共计532名示威者。此次大规模逮捕被称为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恐拘捕行动,令人不禁质疑何为真正的"恐怖行为"。 通过这次事件,我发现在英国,反恐法的实施极具政治性。巴勒斯坦行动组织因破坏位于英国的以色列军工企业埃尔比特系统的设施而被列为恐怖组织。
埃尔比特系统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商,制造军用无人机等装备,为以色列军方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这家企业在英国设有多处工厂,雇佣了大量前以色列士兵。和平抗议者针对这一实体发起破坏行为,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反映出英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特殊保护姿态。 我所经历的拘捕对象,并非传统意义上被怀疑的恐怖分子。他们中有退役将领、医生、政府顾问、宗教人士,甚至残疾人和老年人。大家都是出于良心与正义感,和平表达对加沙平民遭遇的谴责。
此次事件标志着"恐怖主义"一词的泛化,遭遇的打击对象也从少数族裔及穆斯林,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作为成长于英国的穆斯林儿童,我曾在1970年代就读于伯明翰的金大卫小学。那时的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一无所知。学校生活中贯穿着以色列国旗的象征与犹太节日的庆祝,我天真地认为以色列是一个美好的国度。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表面复杂。 溯源至20世纪初期,英国通过1917年《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从而改变了当地的土地与人口结构。
大量犹太人得到英国当局的优先支持,迁入了巴勒斯坦,与当地土著居民形成激烈矛盾。此举引发了1936年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罢工和起义,被英国殖民政府血腥镇压,数千平民死亡,十万巴勒斯坦人被拘禁,数千房屋被毁。这段历史被西方媒体所忽略,却是理解今天加沙悲剧的关键。 在英军撤出巴勒斯坦后,犹太武装组织如伊尔贡和勒吉(又称"斯特恩帮")针对英国驻地和官员发起一系列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伤亡。他们的头目后来纷纷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重要人物。英国遭遇的犹太武装暴力,被历史遗忘或淡化,而以色列建国背后的暴力过程却没有得到充分反思。
今天,英国政府在明知以色列涉嫌种族灭绝罪行且面临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甚至将抗议以色列暴行的行动者定性为恐怖主义。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对以色列强大游说团体的让步,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权衡。 此外,反恐法演变出的严重后果是它正在被当作压制异议声音的工具,而非保护公民安全。警方对和平示威者的严厉打压,使得公众对于"恐怖主义"定义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使得本该关注战争罪行和人权问题的社会议题,陷入了混乱和误导。 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反恐战争"中往往将恐怖主义和特定族群挂钩,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使得公共话语中的极端主义标签泛滥。而巴以冲突中的复杂性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抗争,被贴上"恐怖分子"的身份,使得真正的暴力行为得以掩盖。
这种"双重标准"不仅对政治正义造成伤害,也破坏了全球对于恐怖主义的认知基础。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的行动,已被联合国以种族灭绝名义展开调查,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其进行非法定居和强制驱逐。与此同时,英国等国国内的和平抗议被越来越多地冠以恐怖主义名号,令本来应该获得关注的受害者声音被边缘化。抗争者被捕、被长期羁押,甚至面临极刑的可能性,这既反映了一国司法体制与国际正义的矛盾,也凸显了政治利益如何凌驾于人权之上。 在此背景下,许多英国公民开始觉醒,模糊的界限激发更多人站出来表达对加沙的支持。和平示威不再局限于传统抗议群体,而是扩展到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宗教领袖等多元化群体。
此举也严重挑战了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恐怖主义"的唯一叙述。 尽管面临逮捕、审判和舆论压力,我坚信表达对暴力和种族灭绝的反对是基本人权。民主社会不应通过法律和安全手段压制异议,而应允许多元声音自由共存。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真正反思过去的错误,为未来寻求正义与和解开辟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将直接影响国内外反恐政策的走向。若继续将和平抗议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法律的公信力将面临严重动摇,社会分裂也将加剧。
而这对于国际社会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毫无益处。 在笔者遭受拘捕及围绕这一事件的社会反响中,我们看到言论自由与反恐斗争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的回避和对权力结构的维护。关注真实的历史脉络、尊重人权和国际法,方能让反恐法律回归其本质,即保护人民免受真正暴力的伤害。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理解和支持和平抗议者的合理诉求,不应将同情受害者的正义行动当作犯罪。唯有实现公正、平等与开放的对话,巴以冲突才可能迎来持久的和平。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坚信沉默和屈服不是选项。反对种族灭绝的声音必将穿越压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国际正义的重要力量。展望未来,我希望更多人能够深入了解这场困扰数十年的冲突,谴责暴力与侵略,支持和平与人道主义,为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发声。历史不会忘记,也不会等待。反抗不公,追求正义,是所有良心公民的共同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