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古文明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都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古王国时期，埃及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其文明的基础，同时也是金字塔等壮丽建筑的诞生时代。然而，关于这一时期埃及人群的基因起源和人口构成，一直因为DNA保存条件的限制而难以获得清晰答案。直到近期，科学家成功从古埃及努维拉特墓地一位男性遗体中提取出全基因组DNA序列，为研究古埃及人的祖先构成提供了宝贵的数据。遗体经过放射性碳定年，时间定位于大约公元前2855年至公元前2570年之间，正值早王朝时代与古王国时期的交替阶段。此举不仅填补了早期埃及遗传学研究中的空白，也为探索古代埃及与周边区域人口互动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团队采用先进的单链DNA测序技术，成功地从被陶罐掩埋的遗骸中提取了约2倍覆盖度的全基因组数据。结果显示，该埃及男性的大部分基因组与现代北非新石器时代农业民族基因库高度匹配，占比约77.6%。这一发现呼应了考古学证据中埃及早期农业社会与北非地区农耕文化的紧密联系。同时，基因组中还存在约20%的基因成分与近东地区，尤其是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传特征相似，这意味着早期埃及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东方肥沃月湾区域存在实质性的人口交流和基因流动。 这一基因成分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从人类基因层面证实了古代埃及与近东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背后，也存在着人口迁移和混合的过程。史料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推测埃及吸收了来自两河流域和黎凡特地区的农耕创新，包括文字系统、动物驯化和农业技术，而DNA证据则首次揭示了这种联系不仅是文化传播，更涉及人群迁徙。
换言之，古埃及文明中的一些人口可能直接源于肥沃月湾区域的早期定居者。 除了主导的北非基因成分和近东影响外，研究还明确排除了该古埃及个体中存在大量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因组的可能。这与现代埃及人群中非洲成分的多样性形成对比，表明这些成分主要是在后期历史时期才逐渐融入埃及人口。调整后的谱系分析显示，现代埃及人的祖先构成更加复杂，融合了青铜时代黎凡特人、北非新石器居民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群体的基因，这反映出埃及作为历史上文化与贸易交汇中心的人口多样化进程。 对遗体本身的考古学和生物人类学分析也提供了丰富信息。该男性身高约为1.57至1.60米，活跃至中老年，体现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特征，包括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和关节炎。
在古埃及艺术中，陶工形象频现，这与骨骼承受的压力迹象相符。令人矛盾的是，遗体被安置于精致的陶罐中，享受较高社会地位的葬礼待遇，表明个体身份可能超越了其体力劳动者的身份。这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多样性，暗示了古埃及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与阶层划分。 多种同位素分析手段揭示该男性个体成长于典型的尼罗河谷热干气候区，其食物链基于以陆生动植物为主的杂食性饮食模式，类似于考古学上对古埃及人饮食的认知。氮同位素值偏高，可能与该地区使用人粪肥培育农作物或摄取尼罗河鱼类有关，这些饮食习惯至后期埃及科普特时代亦有体现。 基于现代与古代比较的基因组主成分分析显示，努维拉特个体的基因结构最接近现代北非及西亚群体。
同时，其母系线粒体DNA和父系Y染色体均为今日北非与西亚常见的遗传类型，进一步佐证其遗传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基因组没有发现近代近亲婚配迹象，说明该个体的祖先群体在基因多样性方面较为健康。 该基因组的详细解析采用了qpAdm模型，通过对多个史前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北非、西亚、地中海相关人群作为种子样本进行轮换，寻找最合适的混合模型。最终确认两古群体混合模型最佳，一为摩洛哥中期新石器时期Skhirat-Rouazi遗址人群，另一为9000至8000年前的新石器两河流域人群。三源模型虽有尝试但未明显优于两源模型。这套模型表明，古王国时期埃及人的基因构成是多元融合的结果，体现了时代的复杂人口历史。
细致的遗传统计量如f4统计等进一步验证了该个体与中期摩洛哥遗址人群相比，显著偏向新石器时期两河流域人群。同样，埃及与同步代的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人群均展现出类似的基因流动图景，说明更宽广的地区互联并不仅限于文化与技术扩散，人口流动同样活跃。 古埃及早期遗传构成的这一发现挑战了此前“埃及人群源本地且变化有限”的假设。相反，古埃及人口呈现出兼具本地北非土著和来自近东邻近地区多阶段迁徙和交流的混合特征。鉴于肥沃月湾地区与尼罗河谷地理上的邻近和文化上的早期联系，人口迁徙可能通过海陆多条路线实现，包含红海及地中海海路。 对比后期第三中间期（约公元前787年至公元前544年）埃及人的基因组分析显示，当时埃及人口中黎凡特地区的基因成分显著增加，显示出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持续，与考古中关于青铜时代迦南人扩张及海上贸易网形成的推测相互印证。
历史上的希克索斯入侵及随后社会动荡，也可能是该基因流动的途径之一。此外，现代埃及人的祖先构成进一步整合了来自非洲内部和东非的基因成分，反映了数千年的迁徙和通婚历史。 成功获得古王国时期埃及人的高质量全基因组序列，一方面得益于埋葬方式的特殊——陶罐葬可能为DNA保存提供了非常规的保护，另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古DNA技术的进步。除了科学意义，这也为埃及地区古代人群遗传研究指明了未来方向，有望通过更多样本揭示更全面的古埃及人口史。 综合看来，此次基因组研究突显了埃及文明初期不仅是文化和技术的集成与创新过程，更是人口动态与基因交流的复杂舞台。通过基因层面的证据连接北非新石器文化与肥沃月湾遗传成分，揭示了人类迁徙的多元路径和地域互动的深远影响，为认识早期埃及人种成分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未来配合考古与古环境研究，能够更系统地描绘埃及及周边地区史前至古代人类历史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