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联邦政府近期拒绝了Marineland公司将其剩余30头白鲸出口到中国的申请,此事在国内外引发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联邦渔业与海洋部部长Joanne Thompson表示,依据《渔业法》和2019年实施的《终止鲸类与海豚圈养法》,在未能证明出口符合科学研究目的或符合动物福利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她无法"良心上"批准这项申请。部长亲自视察Marineland并表示,现场情形显示鲸类属于海洋,而不是被长期囿于狭小空间以供娱乐的对象。她的决定反映了法律、伦理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复杂交织,也将Marineland及其动物未来的处置推向更为不确定的局面。事件本身不仅是一起涉及动物运输与贸易的行政决策,更折射出加拿大社会在动物福利政策、地方与联邦责任划分、以及如何为曾被圈养的海洋哺乳动物寻找体面出路方面的深层矛盾。Marineland提出将白鲸出售给中国Chimelong Ocean Kingdom的计划,引起动物保护组织强烈反对。
该园此前存在强力繁殖与表演项目的记录,而加拿大法律自2019年起已禁止为繁殖或娱乐目的圈养鲸类、海豚与鼠海豚。根据法律,出口许可仅可用于科学研究或在确证对动物福利为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发放。联邦政府此番表态显然是以动物长期福利为主要考量。Marineland方面回应称,若无法取得出口许可,园区将面临破产,并可能不得不将动物交由政府处理或进行安乐死。该公司甚至在致渔业部长的信函中直言,拒发许可证将致使其无力继续照料鲸类,暗示最坏结果难以避免。安乐死的可能性立刻引发公众愤怒与政治压力,安大略省省长Doug Ford公开表示对联邦决定失望,呼吁允许分批次转移白鲸以确保其存活,并强调省方不会负责安乐死。
省级与联邦层面在责任与权力上的分歧,反映了当前制度在应对类似动物福利危机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Marineland的运营问题频出,园区逐渐关闭游乐设施并出售资产,媒体拍摄到园内工作人员仍在日常喂养与互动,但也有动物健康恶化的报道与死亡个案。照护成本高昂,据报道每月需约两百万加元维持鲸类照护,这在园区停运、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尤其难以为继。从法律层面看,《终止鲸类与海豚圈养法》昭示加拿大社会在道德与立法上已逐步转向限制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用于娱乐的做法。政策的初衷在于终止新圈养个体与展演繁殖,并推动已圈养动物的长期福利改善。然而该法案也并未详细规划万一园区破产或不可持续经营时,如何具体安置大量成年鲸类的操作方案。
此次事件凸显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有了禁止性规定,却缺乏足以在短时间内实施的替代安置机制。动物保护组织对联邦拒绝许可表达欢迎,他们指出将动物出口到存在表演与繁殖行为的机构,与加拿大法律精神相悖。组织呼吁加速在国内建立海洋庇护所,并要求对Marineland的现有照护进行独立、透明的监督,以确保在过渡期内动物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与心理照顾。同时,他们也敦促联邦与省政府共同出资、协作推动庇护所项目的尽快实现。所谓海洋庇护所并非简单的放归大海,而是需要具备深海或半封闭海湾的大型自然性环境,确保水质、食物供给、社会群体稳定与专业长期管理。现有构想如诺瓦斯科舍省沿海的庇护所计划,已被提及多年,但因土地使用许可、社区同意、资金筹措与技术挑战等问题而进展缓慢。
真正实现一个可长期运行的大型海洋庇护所,需要复杂的跨学科合作,包括海洋生态学、兽医医学、工程学、社区咨询与长期资金保障。若无标准化、可融资的庇护所方案,简单地将动物转移到海外游乐场或仓促释放都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从动物行为学角度分析,白鲸是高度社会化、需要广阔空间与复杂声学环境的海洋哺乳动物。在圈养环境中,个体可能出现异常行为、免疫功能下降、心理压力增高与社群结构崩溃等问题。即使短期内将白鲸移送至外国海洋公园,也必须经历长时间的隔离检疫、适应训练与风险评估,且接收方是否能提供符合最佳福利的长期环境仍是未知数。国际运输本身风险高昂,海上或空运过程中可能发生应激、疾病传播甚至死亡。
基于这些风险,联邦政府拒绝出口许可证在科学与伦理上具备充分依据。关于Marineland的财政困境,若园方如其所述面临破产并无法继续资助动物护理,政府与社会必须迅速制定应急方案,以避免动物福利滑落至不可逆情形。可能的应对路径包括动用紧急资金维持临时照护,指派独立专家团队进行健康评估并制定阶段性康复计划,优先避免大规模转移或匆忙安乐死。此类应急措施需要明确的责任划分与透明审查机制,以便公众监督并减少政治争执中动物成为牺牲品的风险。政治层面上,省级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分工问题也被推到台面。动物福利事务在加拿大常常涉及多部门、多管辖权的复杂互动,联邦负责渔业与跨境贸易监管,而省级则负责动物福利执法与本地监管。
此次事件若要达成妥善解决,需要两级政府开展有效沟通,并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制定联合方案,可能包括紧急资金支持、法规豁免的临时安排以允许有条件的国内转移、或在联邦监督下快速推进庇护所建设。长期而言,加拿大的案例也为全球圈养鲸类的伦理讨论提供了反思契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对海洋哺乳动物圈养持谨慎或反对态度,公众对动物权利与自然生态恢复的认知正在上升。国际间关于动物贸易、圈养动物福利标准与庇护所最佳实践的交流变得愈加重要。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应合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可复制、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媒体与公众在推动透明讨论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务实的舆论监督应侧重于促使政府披露科学评估结果、财务数据与应急计划,而非仅停留在情绪化的指责或简单的口号。对Marineland白鲸未来的抉择,不仅关乎30多条个体的生死存亡,也关乎加拿大如何在法律、伦理与实际操作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面对突发动物福利危机时展现制度的弹性与人道主义精神。若联邦与省级能够借此契机联手,推动建立受规范与监督的国内庇护网络,并为类似案例制定前瞻性应急方案,将有助于避免未来重演类似困局。对于公众而言,可关注的切入点包括推动政府公开透明行动计划、要求独立专家评估并公布白鲸健康报告、监督资金使用与庇护所选址进程,同时支持具备资质的动物福利组织参与救援与长期照护工作。企业层面,前动物园与海洋公园运营者也应反思圈养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并在合规与伦理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只有在法律、科学、财政与公众参与多方协同下,才能为被圈养的海洋哺乳动物找到既切实可行又符合伦理的未来。
总之,加拿大拒绝Marineland出口白鲸的决定,是一次法律原则与动物福利优先的宣示,同时也暴露出制度在应对复杂过渡情形时的不足。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各方是否能够放下短期政治算计,采取务实、透明且以动物最佳利益为核心的方案,既保护个体鲸类的生命尊严,也为未来类似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范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