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交媒体已成为政治信息传播与广告投放的重要战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和广告自动化系统的商业化,Facebook(现为Meta)平台上与政治或社会议题相关的广告也出现了大量低质量、欺骗性乃至直接诈骗的内容。深度伪造视频、仿冒政府或政要的声明、诱导订阅的"免费"赠品陷阱,以及通过隐蔽渠道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广告策略,正在侵蚀公众信任并对选民和普通消费者造成实际经济与心理损失。理解这些问题的来源、传播路径以及可行的防范措施,对维护数字民主与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最近的研究与曝光显示,部分政治类广告主利用AI生成的视频或被篡改的片段,冒充知名政界人物发布不存在的政策承诺或补贴信息,诱使用户点击链接以获取所谓的"救济金"或"退税"。这些链接往往通向以商业化目的运行的网站,要求用户输入信用卡、身份证号或社保信息,或诱导用户订阅高额月费服务。
尽管Facebook在其广告政策中明确禁止欺骗性或诈骗性广告、仿冒他人身份以及误导用户的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自动化审核机制、广告审批流程的漏洞与利润驱动的发布策略,使得大量违规广告在平台上得以展示并为平台带来可观收入。具体案例包括伪造白宫新闻发言人或国会议员在记者会或演讲片段中"宣布"政府发放数千美元补贴的深度伪造视频,这类广告直接利用用户对权威信息源的信任,加上广告指向的页面设计得极具逼真感,使得不熟悉辨识技巧的用户难以分辨真假。另有通过"免费帽子""纪念品"等诱饵将用户订阅高额会员的商业模式,这类广告在政治议题敏感时刻尤为高频,例如在公众纪念事件或热点政治人物相关事件发生后,投放者会迅速制作相关主题的广告,以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点击并转化为付费用户。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Meta的广告库虽然对政治类广告保留了长期记录,并设置了广告主注册等门槛,但审核流程高度自动化且依赖提交信息的表层核验,使得境外或匿名的广告主能够以虚假信息通过审批。研究发现,有些所谓的政治广告主在联系方式上留有菲律宾、孟加拉、越南等地的信息,显然与其在美国投放政治或社会议题广告的身份要求不符,却仍能取得投放资格或变相绕过限制。
其次,平台的经济激励结构促使其在短期内优先追求广告收入增长而非严格把关,尤其在监管压力与内容审核成本高涨的背景下,自动化系统成为快捷但不完美的解决方案。再次,A.I.生成内容工具的门槛降低,使得制作高逼真度的语音与影像伪造变得廉价且高效,攻击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批量生产多版本广告以规避检测。监管层面对这一问题的反应逐渐加强但仍面临挑战。部分国家政府已开始对社交平台施压,要求其升级审查能力并对违规行为承担更明确的法律责任。例如,新加坡对Meta下达整改期限,若不能有效遏制仿冒政府官员的诈骗内容,将面临高额罚款。在美国,法院对平台责任的判定也在演进,一些民事诉讼正推动平台对"承诺采取适当行动"语言所含责任的司法解释。
与此同时,消费者保护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基于订阅陷阱的商业模式发出警告,提醒公众注意"免费试用"实际隐藏的自动续费条款。平台自身宣称在打击诈骗广告方面投入技术与人力,但外界批评其执行不够及时与透明。Meta表示会使用新的技术防御并持续投资安全团队,但研究与记者的调查显示,许多曾被移除的广告主或账户能够在被暂停后不久重新以另名义恢复投放,或者通过更迭广告素材绕过已有检测规则。这样的"猫捉老鼠"局面表明,仅靠被动举报和事后下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投放链条上的恶意行为。面对上述问题,公众与监管者应从多个层面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策略。对普通用户而言,提升媒介素养与识别深度伪造内容的能力是第一道防线。
学会通过多源核实信息,例如到可信媒体与政府官方渠道交叉比对疑似"官方"声明,检查广告或页面的域名是否为政府官方域名、留意页面是否要求输入敏感个人信息或直接索取支付凭证,都是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谨慎对待所谓"免费"或"仅需支付运费"的促销,仔细阅读服务条款并关注是否存在自动续费或难以取消的会员机制,能显著降低因误点而被长期扣费的风险。对平台运营者而言,需要在广告审核与投放机制上进行系统性改进。首先,应强化广告主身份核验机制,不仅要求表面上的公司注册信息,更应通过实地验证、第三方认证或多因素验证来确认广告主的真实管控者与注册地。对于涉及政治、社会或公共服务信息的投放,应提高门槛并引入人工审核与AI检测的结合,尤其在发现新型深度伪造特征时,应快速更新检测算法并对相似投放模式做横向封堵。其次,提升透明度,公开更细化的执法记录与下架理由,便于研究机构、媒体与公众监督,从而形成外部压力促进平台改进。
再次,对重复违规或被证实为诈骗的广告主实行长期黑名单机制,切断其再度利用平台获利的路径,并与支付公司、域名注册商合作,追踪并关闭相关的金流与技术通路。监管层面应明确社交平台在打击诈骗与仿冒广告中的责任边界,同时提供跨境协作机制。因为许多广告主与其运营团队具备跨国特征,单一国家的执法力量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追责。建立多国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通道,针对跨国诈骗链条开展联合调查,将有助于斩断背后的组织网络。法律层面亦应考虑对平台在已知违规信息上继续获利的情形设定更为明确的民事与行政责任,促进平台在审核与事后治理上投入必要资源。技术社区与学术界在反制深度伪造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发展更可靠的深度伪造检测工具、建立可验证的媒体溯源机制(如数字水印、可追溯的内容声明或区块链式的溯源记录),能在源头上提高伪造内容被发现的成本。此外,媒体机构可以在报道中采用更严格的事实核验流程并向公众普及辨识技巧,从而在信息链条中形成更强的防护层。广告业自律与平台间合作也是必要方向。广告交易平台、支付通道服务商与社交媒体应形成联防联控机制,共享可疑广告主与恶意投放策略的情报,快速实现跨平台封禁与资金冻结。金融机构对异常的收款行为设定更严格的监测阈值,例如对短期内大量来源于政治类广告转化的收款账户进行审查,可以从资金流角度切断诈骗收益。长远来看,面对AI技术演进带来的风险,社会需要在法律、技术与教育三方面同步推进。
法律需要与时俱进,明确针对生成式AI和深度伪造内容的责任认定与惩罚措施。技术界需要持续创新检测与溯源工具,同时推动平台将安全性优先列入产品设计原则。教育则要让公民从学校教育阶段起逐步建立媒体与信息素养,学会批判性思考与信息核查,避免在政治敏感时期成为错误信息与诈骗的受害者。要实现上述目标并非易事。平台与广告主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监管跨境执行需要国际协作的政治意愿,普通用户的防范能力短期内难以普遍提升。然而,如果社会各方共识逐步形成,并在法律、技术与行业规范上采取协调行动,仍有望显著遏制通过社交平台传播的政治类欺诈广告的规模与危害。
Meta等大型平台在过去几年中已多次面临政治广告治理的公众审视,从2016年起相关问题便不断被提上议程。当前的深度伪造与订阅陷阱问题,既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挑战,也是对平台责任与监管模式的检验。公众在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政治信息时,应保持质疑精神并掌握基本核验技巧。监管者应推动透明且可执行的规则,要求平台披露更多广告投放数据与执法记录,并对重复违规行为施以有效惩治。平台则应承担更大治理责任,在广告审核、广告主核验与自动化检测方面进行结构性改进,同时与外部研究机构和监管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在多方合力下,才能在保障言论自由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找到更为平衡的治理路径,减少Facebook等社交平台成为诈骗与深度伪造内容的传播温床,保护公众的政治信息环境和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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