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工业政策引发了海内外广泛关注。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路风，作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工业政策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权威学者，提出了“工业最大化”理论，主张中国必须坚持深化工业发展，反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限制，全面推进工业体系完善，以实现科技自主和全球竞争优势。这一观点不仅回应了外界对中国工业的质疑，也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思路。路风强调，工业是支撑科技创新的根基，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全球战略竞争的核心。他指出，中国必须在保持传统制造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拓展高科技产业链，打造多元且高度互补的工业生态系统，从而形成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成为工业强国，才能成为科技强国。美国和日本的发展轨迹印证了这一逻辑：初期依赖大量生产进口发明的产品，随着工业基础扩大，才有能力实现核心科技领域的原创突破。中国的情况亦如此，工业体量的巨大和行业多样性，为其在半导体、新能源电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路风还特别强调中国工业发展的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成为世界制造业不可替代的核心。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暴露出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证明工业基础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战略资产。
通过增强自身产业链自主性，同时让全球市场依赖中国工业能力，中国获得了宝贵的国际话语权和议价优势。面对美国加剧的战略对抗，路风警示中国应避免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二元思维”影响下自我设限。所谓的“产能限制”、“去工业化”理念在中国现实发展中既缺乏理论支撑，也给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带来阻碍。中国不应简单将传统产业视作“旧动能”，而应看到其对就业、技术积累和产业协同的积极作用。正确做法是通过“先立后破”原则，稳步推动工业升级，同时保障产能的合理扩张，促进新老动能的有效接续。经济放缓在路风看来，更多源于政策误区而非经济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释放工业系统潜力，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上升空间。
路风通过中美对比，阐述了两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差异。他将中国工业社会主义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做鲜明对比，指出中国通过国家统筹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避免了美国一般资本主义下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的困境。美国工业实力的衰退与金融化趋势紧密相关，而中国的体制优势使其具备持续推进工业化的制度保障。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力量对抗金融力量更具持久竞争力，金融强权即便拥有全球霸权，也无法轻易击败工业强国。这一视角为理解当前中美科技与产业竞争提供了深刻洞察。关于人工智能和芯片产业，路风认为核心竞争力在于广泛而完整的制造业基础。
AI的发展不只是算法和数据中心突破，而是依赖于工业企业对虚拟与现实世界的深度结合。中国得益于全球最大的工业数据池和制造业客户群，不仅在应用层面占优势，也在产业链整合中形成独特协同效应。相比之下，美国在工业基础上的短板限制了其AI产业的全面拓展。路风还用浙江的传统产业与前沿科技企业如DeepSeek的实例，论证工业底座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反驳大规模先投入科研然后转嫁企业的单一路径。他同时认为人才虽重要，但依靠几百万高学历专业人才无法支撑整个工业体系，需要广泛动员数以亿计具有工业技能和经验的劳动者，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此外，路风批判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的标签，指出这是对中国“工业体系”相互依赖关系的误解和简化。
单纯看某个行业的绝对产能，忽视产业链整体的协同扩张，会导致错误政策判断，压制需求弹性，限制经济活力。他主张中国应坚定维护工业体系的完整，解除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让各行业形成互补发展、相互促进的格局。路风的观点对中国实现“工业最大化”提出了一条清晰且具战略指向的路径：围绕建设广泛、协调、创新驱动的工业系统，打破旧有生产限制思维，强化产业链安全与自主，提升工业对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巩固工业在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中的基础地位。这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更是中国回应全球格局深刻变化的关键战略。展望未来，中国工业在路风思想的指导下，既要承继制造业壮大根基，也需不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结合国家制度优势，发挥“工业社会主义”的优势，保持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力。只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持续发展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总的来说，路风的工业最大化思想为中国经济政策提供了极具突破性的视角：工业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命脉，更是未来科技创新和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素。在华夏大地上，以工业为纽带构筑的庞大生态系统，将成为中国赢得全球竞争的坚实基石。中国的工业社会主义之路，既彰显制度优势，也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产业发展树立新的标杆。面对未来，中国应不忘初心，坚持走工业强国之路，化挑战为机遇，实现技术与经济的双轮驱动，续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