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未在美国建厂的品牌药实施高达100%的制药关税时,资本市场和医药行业瞬间进入高压状态。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许多大型制药公司股价反而上涨,尤其是在辉瑞与政府达成避免关税的交易后,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和诺华等跨国药企的股价也随之走强。表面看似矛盾的市场反应背后,隐藏着政策细节、公司布局与市场预期的复杂交织。本文从多个维度剖析为什么医药股会在这种看似敌对的贸易政策下庆祝,以及长期对行业与患者可能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的关税提案并非简单地对所有进口药品统一征税,而是附带了明确的豁免条件与市场机制。政府提出通过TrumpRx等平台购买低价药品,要求未在美建厂的品牌药要么承担高额关税,要么与政府达成以折扣价供应的协议以避免惩罚性关税。
辉瑞与政府达成的协议中承诺以50%至85%的折扣在TrumpRx销售大多数初级护理药物,并向州级医疗补助项目(Medicaid)提供更低价格,同时承诺在美扩大产能以换取三年关税豁免。这样的安排在短期内降低了政策不确定性,也给已经有或计划在美扩产的跨国药企带来了明显利好。 大型跨国药企受到的影响与仿制药公司截然不同。大药厂如礼来、安进、辉瑞等多数已经在美国拥有制造能力或正在扩建,这使得它们在关税威胁面前天然受益。与此同时,近年来阿斯利康、葛兰素史克、诺华等海外巨头也相继宣布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扩产计划,以规避潜在关税并获得美国市场更高的政治容错率。这种战略性投资被市场解读为长期锁定美国销售与供应链优势的信号,因此推动了相关公司股价的积极表现。
与之相对,仿制药行业面临更为微妙的局面。美国处方中超过90%由仿制药占据,但仿制药利润率较低,资本开支回收期长,很多仿制药企业无力大规模在美国新建生产线。关税如果扩展到仿制药,将大幅推高成本并可能引发药物短缺风险。鉴于这一点,关税原文及政策执行中对仿制药的排除或放宽,既是出于市场现实的考量,也可视为避免短期民生冲击的政治选择。因此市场一方面担忧长期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对短期内对股市影响的分化抱有乐观态度。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政策出台引发的波动带来选股与配置的机会。
已在美投资建厂或承诺大规模扩产的跨国药企被视为直接受益者,因为它们能在规避关税的同时继续占领美国市场并减少政策风险溢价。短期内,宣布与政府达成协议并提供折扣的公司还能借政策光环提升市场情绪,吸引资金流入。然而投资者也必须警惕潜在利润被政府采购折扣压缩的风险,以及未来三年政策到期后的不确定性。 供应链安全与国家安全成为关税讨论的核心理由之一。近年来美国对关键药物原料和成品高度依赖海外供应,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原料药生产集中度较高。政策制定者将推动制造业回流视为降低战略性依赖的重要手段。
建立分布式、可替代的生产网络确实能提升抗风险能力,但短期内建厂、验证和符合监管要求需要多年时间。业界普遍预期,即便资金到位,新建产能在真正投产并扩大产量之前,至少需要数年时间,因此关税产生的长期供应保障作用具有延迟性。 生物技术小型公司与中小型仿制药厂面临更大压力。许多生物科技公司把资源集中在研发和临床试验上,生产通常依赖大型合同制造组织(CDMO)。关税政策若导致CDMO成本上升或合作方在美国本土寻租更高价位的产能,小公司的药品商业化路径会更加艰难。为了维持研发进度,它们可能不得不削减产能投资或放弃某些市场,从而影响创新节奏和投资回报。
资本市场已开始对那些在生产层面高度依赖海外合作的中小型生技公司表现出谨慎态度。 关税政策的执行也面临技术性难题与合规成本。药品的原产地或构成复杂,不同成分可能在不同国家生产,如何界定"是否在美国制造"的合规标准会成为企业和监管部门争论的焦点。海关与监管部门需要建立细化的申报体系,企业则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追溯供应链与申报来源。这种额外的行政负担可能会增加合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制造回流带来的利好。 贸易关系与国际反应亦不能忽视。
高额关税无疑会引起贸易伙伴的不满,并可能引发报复性措施。全球医药产业高度互补,某些关键原料或设备来自特定国家,贸易摩擦可能扰乱跨国合作与供应稳定。多边贸易规则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应也将影响关税的持续性与法律风险。跨国药企必须在政治、法律与商业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地缘政治因素被卷入更大的贸易争端。 对患者和医保体系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短期内,对于那些通过TrumpRx或政府谈判获得低价药品的患者来说是利好,但如果制造成本上升导致整体药品价格结构发生变化,或者仿制药供应受限,广泛患者群体可能面临可及性问题。
州级医疗补助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折扣获得更低价格,但国家层面的补贴、预算和分配机制仍然决定最终受益面。政策需在降低药价与保障供应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 从资本市场的视角看,医药股的短期上涨反映了一个现实:政策不确定性若能被企业通过建设生产能力或签署临时协议部分化解,市场会对"风险溢价"的下降作出快速反应。投资者倾向于奖励那些展示出能应对政策冲击、愿意在美国投资和扩大产能的公司。与此同时,市场也在重新评估仿制药企业的估值与风险溢价,因为它们在制造回流中并不占优。长期而言,企业的资本配置、供应链多元化和与政府合作的能力将成为投资者重点关注的评价指标。
监管与政治的不确定性仍是主要风险之一。当前关税措施是否会随着行政换届或立法干预而调整,或者未来是否会波及更广范围的医药产品,都将影响行业的长期规划。若政策朝着更严格的方向推进,企业将不得不在制造投入与市场准入之间做出更艰难的选择。反过来,如果政策被淡化或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国内供应链强化,市场反应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结语部分需要回到核心问题:为什么医药股会庆祝?原因在于政策细节、企业准备和市场预期三者共同作用。对已经在美国有生产能力或承诺扩产的跨国药企而言,关税不仅没有成为灭顶之灾,反而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提供了新的竞争优势和政治保护伞。
对资本市场而言,任何能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明确长期方向的信号都值得庆祝。然而,庆祝并非等同于没有挑战。仿制药行业的脆弱性、制造回流的高成本与长周期、潜在的药品可及性问题以及国际贸易的复杂性,都是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长期应对的课题。医药股的短期乐观需要被对供应链重建、合规成本和患者利益长期保障的现实考量所平衡。最终,真正能带来持续价值的是兼顾国家安全、市场效率与公众健康的综合性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关税工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