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之后,"后真相"成为全球舆论的关键词,谎言被放大、事实被边缘化。到了特朗普二度上台之后,批评的语气从"谁在撒谎"转向"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愚蠢的政治形式"。所谓"特朗普2.0",不仅仅是同一位政治人物的回归,更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生态正加速蔓延:制度性的不理性、平台促成的符号化传播、以及技术将判断外包给算法的趋势,共同催生了一种能量,它既不完全是有意的欺骗,也不是纯粹的无知,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纯粹愚蠢"。 要理解这种愚蠢,首先需要区分"撒谎"与"愚蠢"。撒谎通常有目的性,是为实现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而隐瞒或歪曲事实;愚蠢则表现为缺乏因果推理能力、不顾后果、自我矛盾的政策与话语。特朗普及其部分同僚在政策制定和行政执行中出现的大量低级错误、混乱沟通与反复无常,说明问题并非仅仅在于恶意,而是更深层次的知识与判断能力失灵。
更危险的是,这种失灵并非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而是通过制度、平台与市场机制被放大并制度化。 政治愚蠢之所以能在当下生长,有几个互相交织的根源。第一是社交平台与算法驱动的传播模式。所谓"新阴谋主义"并不追求系统化的解释,而是以重复、暗示、模因传播来代替论证。平台的盈利逻辑鼓励极端化、情绪化与可转发性强的内容,事实的准确性在传播优先级面前退居次席。第二是技术与市场对判断的替代。
大数据、算法与金融市场被视为"非人类的判断者",从价格信号到推荐系统,人们逐渐习惯将复杂决策外包给看似中立的数学模型。此过程弱化了公民与政治主体的批判性反思,令"预设的选择"成为常态。第三是公共机构能力的削弱。对公共卫生、教育与科研的长期投资不足,加之政治对专业主义的猜忌与打压,使得社会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缺乏稳健的知识基础。 在特朗普2.0的具体表现中,若干事件可以作为缩影。贸易政策上的关税波动看似策略性博弈,实则暴露出对全球经济反馈机制理解的缺失;卫生政策中对疫苗与科学的怀疑,呈现出对循证治理的敌意;任命反专业主义的人士担任关键职务,则是对制度性知识与行政能力的直接削弱。
这些不是偶发的失误,而是一种政治文化的选择,它鼓励声量大、符号鲜明、可报道性强的言辞,而非深思熟虑的治理。 历史上对"愚蠢"的反思并非新鲜话题。汉娜·阿伦特在论述极权主义与公共判断时,警示了"思考的停止"如何成为政治灾难的前兆。阿伦特区分了"初步理解"与"真正的理解",并强调想象力在政治判断中的重要性。她的观点对当前情势仍有现实意义:在平台与市场将复杂性简化为可交互行为的时代,单靠数据的"初步理解"无法取代对历史断裂、价值冲突与长期后果的想象力。所谓重建民主判断,既不是回到专家万能论,也不是反智的民粹化,而是要在专业知识和公共想象之间寻回平衡。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市场作为分散知识协调器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代技术崇拜提供了理论辩护。价格机制和算法被赋予"比人类更优"的判断能力。然而当市场和算法主导一切时,人类的政治判断能力被边缘化,公民被引导依据即时回报与注意力激励做出选择,而非长期价值或公共利益。结果是,政策的短视化与可视化成为常态,而非理性的深思。特朗普2.0在利用平台动员与舆论操作方面虽有技巧,但它的政策后果往往显示出对复杂体系的无视,证明单纯依靠市场信号并不能自动产生良好治理。 技术并非罪魁祸首,但它确实是催化剂。
大规模语言模型和推荐算法展现了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但它们本质上是对既有语料的映射,并不具备真正的理解或道德判断。当人工智能被用于新闻生成、社会舆论操控或行政辅助决策时,其擅长的"高频模式"容易把政治问题还原为可量化的行为序列,从而忽视了历史独特性与伦理权衡。更糟的是,当政治话语被算法放大,原本作为象征或暗示的话语会被误读为政策信号,市场和官僚系统据此作出反应,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面对这种制度性愚化,简单的指责与嘲讽无济于事。相应的应对必须是多维的,既要修复公共认知生态,也要改造制度性约束与激励机制。首先,媒体与教育体系需要重新承担培养判断力的责任。
媒体应更积极地进行公共解释性报道,帮助公众理解政策的因果链与长期成本,而教育则需要强化批判性思维与信息素养的训练,使公民能够识别重复性谣言与情绪驱动的传播。其次,平台公司与监管机构应共同设定透明的规则,限制情绪化内容的算法放大,并对重复传播的不实信息采取更有力的阻断手段,同时避免简单的言论审查带来逆反效应。第三,公共机构要修复专业主义的权威,通过独立性更强的专家机构和透明的数据审查机制,重建政策制定的知识基础。在公共健康、气候和贸易等需要长期视角的领域,短期政治收益不应凌驾于科学证据之上。 此外,需要重新思考市场与政治的边界。金融市场和计算系统可以在某些领域提供快速反馈,但它们并不具备价值判断的正当性。
政策制定需要把市场信号作为参考,而非替代公民的集体选择。民主制度必须抵御把复杂公共议题交付给"黑箱算法"的诱惑,强化立法透明度与公共参与,确保长远利益与弱势群体的权益不会在注意力经济中被抛弃。 个人层面的应对也很关键。公民可以通过多渠道的信息获取来缓冲单一平台的偏见,培养跨学科的思维习惯,关注历史与制度背景而非仅停留于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重拾阿伦特所谓的"想象力" - - 用历史感和同理心去理解政策如何影响不同群体、如何在长期内改变社会结构。想象力不是空穴来风的幻想,而是一种把抽象数据转化为可感知人类经验的能力,是对政治后果进行伦理评估的必要工具。
最后,学界与公共知识分子应承担桥梁作用。学术界需要把复杂研究以可理解的形式传递给公众与政策制定者,而公共知识分子则应积极参与公共讨论,提供情境化的解读与批判,避免学术话语的孤立与公共话语的浅薄。这并非要求专家成为政治代理人,而是促成一个更具判断力的公共空间,使理性讨论和道德考量能够相互渗透。 特朗普2.0时代的"纯粹愚蠢"既是政治人物个体能力的反映,也是社会、技术与制度长期演化的产物。要把愚蠢限缩在可控范围,必须在制度设计、技术治理与公民教育上同时发力。重建公共判断力不是回到某个"黄金时代",而是要创造一套新的生态,让事实与价值、专业与想象、数据与伦理在公共领域中重新对话。
唯有如此,民主社会才能在平台化与算法化的浪潮中保持其应有的复杂性与智慧,避免被短期的喧嚣与符号化的模仿所吞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