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监控技术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加强安全措施和信息控制的主要工具。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正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监控项目之一的焦点。根据权威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巴基斯坦利用手机窃听系统和由中国制造的互联网防火墙,对数百万公民进行全天候的监控审查,此举堪称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严苛的国家级监控案例之一。该项目涵盖了手机通信监听与互联网内容审查双重机制,彰显出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一种极致控制力。手机窃听系统即法律拦截管理系统(Lawful Intercept Management System,简称LIMS)正被巴基斯坦的间谍机构广泛部署。该系统能够实时监听手机通话和短信,监控规模惊人,至少有四百万台手机同时处于监控之下。
所有巴基斯坦主要的四大移动运营商均被要求接入LIMS系统,确保国家安全机构可无障碍地获取目标用户的通信信息。与此同时,互联网防火墙WMS 2.0则负责对海量互联网流量进行实时审查。该防火墙最高时能处理两百万个活跃会话,能够封禁约65万个网站链接。限制目标覆盖了包括YouTube、Facebook、Twitter(现更名为X)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及大量信息网站,极大地限制了民众线上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的多元性。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指出,此次巴基斯坦的监控体系引进了中西方多国技术,其中中国企业的参与尤为突出。WMS 2.0防火墙由中国北京国营IT公司提供硬件支持,并通过Geedge Networks这家中国公司引进关键技术。
美国的Niagara Networks供应了网络流量融合设备,法国的Thales公司则提供相关的软件方案。此外,德国企业Utimaco提供手机监听设备,阿联酋的Datafusion负责监控中心的运营。由此形成了一张由国界和企业交织的全球供应链,支撑起巴基斯坦庞大的监控网络。实际上,手机监听和互联网防火墙这两大系统互相配合,形成覆盖全方位的信息监控。手机监听系统聚焦于个人通信内容的窃听,揭示潜在异议声音;而互联网防火墙则是对信息传播渠道的阻断,不仅限制特定网站访问,还能减缓敏感内容的传播速度。两者结合,极大压制了异见者和普通民众的表达空间。
巴基斯坦的政治环境为此类监控提供了土壤。自2022年军方与时任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产生矛盾后,政府对政治反对派及媒体的控制明显加剧。伊姆兰·汗本人被判刑入狱,其所属政党众多支持者遭逮捕和监控,体现了国家借助技术手段治理政治动荡的意图。特别是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长期存在的分离主义和社运运动使得当地频繁出现网络封锁和社交平台禁令。连续多年的互联网断网现象反映出军方通过信息封锁试图削弱反对声音的决心与手段。该监控项目曝光的一个关键司法案件是2024年由布什拉·比比(Bushra Bibi),前总理伊姆兰·汗之妻提起的一起隐私权诉讼。
她私密通话内容泄露于网络,使得国家对电话监听的否认遭受质疑。官方部门如国防部与情报机构声称不具备电话窃听能力,然而电信管理局却证实已经下令通讯公司接入LIMS,反映出官方内部说辞的矛盾。技术与人权观察者对此持极大担忧。奥地利IT与人权教授本·沃格纳(Ben Wagner)表示,巴基斯坦拥有同时运行如此大规模手机监听和互联网过滤罕见,显示出自由言论及隐私权保护正遭受严重威胁。国外企业技术助力引发了对跨国出口控制的讨论。Niagara Networks向路透社解释称其遵守美国的出口规则,不清楚客户身份及用途,仅销售用于数据监听和聚合的设备;Datafusion则表示只向执法机关出售监控中心服务。
尽管如此,非人权导向的技术销售带来的连锁效应不容忽视。巴基斯坦被外界普遍批评其言论自由环境趋于紧缩。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和其他权利团体的评估,媒体自律性下降,报道自由受限,民间异见表达空间萎缩。通过整合技术优势与法律压力,政府强化信息封锁和社会管控。未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推广,这种大规模监控模式可能将继续深化,甚至被其他国家效仿。对于全球来说,应更加关注技术出口的伦理风险,加强对人权核心价值的保护,同时加大公共透明与问责力度,保障信息时代的知情权和表达权。
总之,巴基斯坦手机窃听系统和互联网防火墙的结合,构筑了一个超过四百万手机号和数百万互联网用户的实时监控网络,体现了国家在数字领域的极致控制实践。此举不仅引发国内外关于隐私、自由与安全的激烈辩论,也向人们敲响警钟: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权力与权利的平衡需要更多审慎与监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