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在社交平台宣布对所有品牌或专利药品施加高达100%的关税,并拟于十月生效,此举一出便在全球医药界与资本市场引发广泛关注。耶富瑞(Jefferies)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关税名义上覆盖范围广,但对大多数中国制药和生物科技企业而言,并非决定性威胁。要理解这一判断,需要从业务模式、市场暴露、供应链布局与政策细则几方面做出全面评估。 首先要看的是中国药企对美国市场的直接商业暴露程度。过去十年,许多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通过与跨国药企签署许可和合作协议,走的是"研发 - 授权 - 分成"的商业路径,而非直接将最终成品销往美国。对于在美国尚未实现商业化的创新药企而言,主要收入来源是里程碑付款和专利授权后的销售分成,这类收入属于服务或知识产权收益而非直接商品进口,因此不直接触及进口关税征收。
耶富瑞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点,认为处于临床开发或尚未在美上市的中国生物公司短期内不受直接关税冲击。 其次,合同研发与制造服务(CDMO/CMO)企业的存在亦大幅降低了关税传导的可能性。一些中国合同制造商早已在美国或其他境外设立生产基地,为跨国药企提供本地化生产与包装服务。若目标市场的最终生产环节已在美国完成,则所谓"进口成品"并不会大量来自中国本土。这意味着即便美国对进口成品加征高税,实际受到影响的可能是那些仍然从中国向美国直接出口成品药品的少数企业或产品线,而非整个中国医药行业。 此外,政策文本中的豁免条款也值得关注。
宣布中显示,对在美国已动工建设厂房的企业可能给予豁免或特殊处理,这一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企业将生产链进一步本地化。对于已经计划或正在布局美国产能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是一个可以通过资本与产业转移来规避关税成本的可行路径。并且,从市场角度看,跨国医药公司往往具有较强的成本消化能力或愿意承担短期成本以维持市场份额,因此即便存在上游价格压力,也不一定会完全转嫁给中国供应商。 尽管如此,不能全然忽视该政策可能带来的间接与长期影响。关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其威力不仅在于税率本身,更在于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情绪波动。对于部分已在美有小规模销售、或通过第三方渠道间接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仿制药与非专利制剂企业,关税可能直接提升其进入门槛并压缩利润率。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可能被加速,国际医药产业链或面临进一步的地缘政治化,这将促使企业重新评估供应来源、注册策略与资产布局。 政策的实施还可能对全球药品价格与患者可及性产生连锁反应。若美国对进口品牌药品征税并导致成本上升,跨国药企在价格策略上有多种选择:自行承担成本损失以维持竞争力,或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保险体系和终端患者。无论哪种选择,短期内均可能引发市场波动,尤其是对于价格敏感的仿制药市场与某些特定治疗领域的可及性问题值得关注。 从投资与企业战略角度看,耶富瑞的结论对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明确的行动信号。对于中国生物科技的股东与管理层而言,继续以研发与许可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在短期内能有效规避关税风险,同时也保持了与国际制药巨头的协同效应与价值捕获空间。
对于拥有国际制药客户并在美建有生产能力的合同制造商,维持并扩展海外产能将是应对贸易壁垒的现实选择。 与此同时,部分企业可能选择加速全球化布局,通过在美国或第三国设立生产与包装设施来减少政策暴露,或者通过并购与战略合作获取海外市场通道。监管层面也需权衡产业安全与公共健康目标,推动在保证药品供应与价格合理的前提下,通过多边或双边沟通降低政策外溢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进口原料药或关键中间体的企业,加强原料多元化和替代供应链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从宏观层面观察,这场新的贸易政策波动凸显了医药产业的战略价值与脆弱性。药品不仅仅是贸易商品,也关系到公共卫生与国家安全。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医药企业和监管机构都需要以长期视角应对外部冲击:企业要在保护知识产权与优化全球上市节奏之间找到平衡,投资者要对企业的市场结构与收入来源进行更细致的甄别,监管者要在维护本国产业的同时保障药品可及性。 最后,对于普通读者与行业观察者而言,理解关税对中国医药企业的差异化影响非常关键。并非所有企业都会受到相同冲击,核心取决于业务模式、产品类型、与海外伙伴的合作深度以及在美的生产与注册状态。耶富瑞的评估提供了有价值的行业视角,但也提醒我们在持续关注政策进展的同时,不可低估地缘政治对产业链重构的长期推动力。 综合来看,特朗普提出的高额进口药品关税在短期内对中国制药行业的整体运营影响有限,特别是对那些以研发授权和海外合作为主的生物科技公司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促使企业和资本市场对海外布局、供应链安全、以及长期合规与本地化策略做出调整。
未来几个月至数年内,关注政策落地细则、跨国公司应对措施以及中美在医药贸易与监管领域的进一步博弈,将是判断该事件对行业实质影响的关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