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百年里,西方社会在技术、生产力与生活水平上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观察者认为增长速度放缓,创新节奏减缓,社会对未来的乐观情绪也出现逆转。围绕这些现象,近年来兴起了所谓的"进步研究"(Progress Studies)运动,试图梳理文明进步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复兴策略。其中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化 - - 尤其是高等教育、媒体与文化产业的"女性化" - - 是否与社会态度、政策取向以及技术采纳速度的变化有关。本文尝试以平衡、基于证据的方式,分析相关论点、质疑其假设,并提出面向未来的政策与文化建议。 为何将时间点指向20世纪60至70年代?许多研究者在统计图表中注意到,若干语言语料库、政治话语和技术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拐点:对"理性""进步""未来"的词汇密度曾长期上升,随后呈现下降;能源消费增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显著放缓;公众对大规模工程与新技术的乐观态度也出现了下降。
这一时期并非偶然:民权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环保运动、规制扩张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等事件,确实塑造了随后的法律、经济与文化氛围。进步研究者由此认为,要重拾二十世纪中叶的增长动力,单靠经济政策可能不足,文化与认知框架亦需关注。 将"女性化"与"反进步"归为因果关系的论断,在公共讨论中颇具争议。支持此观点者指出,女性在大学、媒体与出版等文化生产领域的比例显著上升,自1970年代以来,女性大学毕业生、女性教师与女性从业者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在若干技术相关议题上,男女之间呈现显著差异:男性更倾向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项目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女性更关心环境、健康与安全问题。若文化决策层更具女性代表性,政策议程可能会向风险规制、保障型福祉与环境优先方向倾斜,从而影响宏观创新动态。
但是,将复杂的历史社会变迁简化为"一句因果公式"存在明显问题。首先,性别差异本身具有文化塑造成分。教育分工、职业路径和性别期望长期受制度因素影响。女性在教育与职业选择上受制于结构性障碍,例如早年教育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工作场所的隐性偏见以及家庭照护责任分配等。这些因素既可能抑制女性进入某些技术领域,也塑造她们对风险与集体选择的偏好。若目标是增加对技术与创新议题的广泛支持,政策路径应关注消除制度性障碍,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化变迁视为"倒退"。
其次,时代背景并非只有性别变动一项变量。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与经济剧变 - - 能源冲击、通货膨胀、去金本位、全球化早期波动、以及环境与劳动法规的兴起 - -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投资回报与公共工程的可行性。规制成本上升、资本获取变难、预期不确定性增多,这些都制约了大规模、长期回报型项目的开展。除此之外,技术路径的"低垂果实"已经被采摘,后续创新往往需要更高的基础研究投入与跨学科整合,这对制度与资本配置提出了新要求。 再看数据本身:语言语料与投票偏好可以反映态度转向,但并不能直接证明价值观变化必然导致创新停滞。对生育、移民与住房等问题的分歧,既受价值取向也受利益结构与政策设计影响。
女性总体上对健康与安全议题更敏感,这既可能推动对新技术的谨慎态度,也可能带来更为审慎的风险治理框架与更好的人群福祉。更高的女性参与也带来研究议题的多样化与社会需求导向的技术发展,这并非必然削弱进步动力。 从人格与行为差异角度讨论风险偏好与创新倾向时,需要谨慎处理生物与社会交互的证据。部分心理学研究报告性别间在风险偏好、空间能力、工程兴趣等方面的平均差异,但这些差异往往在文化与教育介入下可以大幅调整。即便存在平均差异,社会所需的并非单一类型的性格,而是多样化的团队:既需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与工程师,也需关注伦理、社会后果与包容性的社会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进步不是单向的"加速器",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协同的复杂体系。
考虑政策层面,若目标是促进长期增长与技术进步,有几条现实可行的路径值得关注。首先,改善创新资助结构,增加基础研究与长周期项目的稳定性。政府与私人机构可尝试设立长期研究基金、创新债券或风险共享机制,降低短期化资本市场对基础科学的压制。其次,松绑合理的规制障碍,特别是那些对住房、关键基础设施与试验性项目的过度审批,能直接提高实物资本与人才流动效率。住房政策与城市规划上的改革,对人才聚集与产业创新有直接影响。第三,关注教育体系与职业通道的公平性,鼓励更多女性与其他被低估群体进入工程、计算与实验科学领域,但同时提升所有人对科学素养与风险治理的理解。
第四,改进家庭与生育政策,降低育儿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与家庭角色之间的兼容性,从而减缓人口结构对创新活力的潜在负面影响。 在文化层面,推动技术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风险,而是强调建设性讨论与民主参与。科技公民教育、透明的技术评估机制与更广泛的公众参与,能将创新意愿与社会正当性结合起来。媒体与学术圈应努力避免将复杂议题简单化为"进步派"对"保守派"的二分,而是促进跨界对话,展示科技在改善生活中的成功案例同时诚实面对失败与风险治理的必要性。 对于进步研究社群自身,有几点值得反思。首先,扩大话语的包容性非常重要。
若运动被标记为"男性化"或在公共场域被视为缺乏社会关怀,其政策主张将更难获得广泛支持。通过与社会科学家、公共卫生成员与社区组织合作,强调科技与政策的社会价值,可以增强议题的正当性。其次,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时要避免过度归因。将1970年代以来的一切问题简单归因于某一文化群体,既不利于科学讨论,也会削弱内部的公众信任。最后,进步研究者应同时关注分配性问题,解释如何保证增长成果的广泛分享,进而减少对变革的抵触。 总结而言,进步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 - 如何维持并加速技术与经济进步 - - 具有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文化变迁与性别结构的变化是这一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它既不是全部原因,也不应成为简化的替罪羊。更有效的路径在于结合制度改革、教育提升、长期科研投入与更具包容性的公共话语。通过在尊重多样性与推动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社会可以既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又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风险与分配成果。这样,进步才真正成为兼顾效率与正义的共同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