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争议的计划：对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征税。这一提案旨在针对财富超过一亿美元的高净值人士，每年对其未出售资产的增值部分进行征税。这一计划引发了对其可行性与实施难度的激烈讨论，尤其是在与加拿大的税收制度对比时，其执行可能性以及潜在影响成为了公众议论的焦点。 未实现的资本收益是指资产（比如股票或房地产）价值增加，但资产尚未被出售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收益。在现行税制下，这些利益通常只有在资产真正出售时才会被征税。这意味着，许多富裕人士可以将自己的资产在不实际变现的情况下，延迟纳税，从而降低了整体税负。
哈里斯的提案将每年对这些未实现的增值进行评估，并要求富裕人士按比例纳税。最初，这一计划试图通过与未来实现的资本收益抵扣的方式，避免对相同收益重复征税。虽然这一提案旨在弥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为经济注入更多流动资金，但是它的复杂性和实施难度受到多方批评。 在讨论这一政策对加拿大的潜在影响时，我们不禁要问：类似的税收制度能否在加拿大落地生根？在这方面，加拿大新民主党（NDP）曾提议对净资产超过2000万加元的人群征收1%的资产税。相比于哈里斯提议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这一资产税的实施要简单得多，并且被认为对广大家庭与小企业的影响会小一些。 当前，加拿大已于2023年6月提高了资本收益的纳税比例，这一变化使得年收入超过25万加元的资产收益从50%提高至66.67%。
这项税制改革主要针对富裕人士，虽然受此影响的纳税人比例极小，仅占总纳税人数的0.13%，但依然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财富税的激烈辩论。 许多评论员指出，若进一步推进未实现资本收益税的政策，加拿大的高净值人士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税收负担。这可能会加剧富裕阶层的税收逃避行为，并对创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正如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家所言，这样的改革将使得创业和投资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投资者可能不愿意承担因“纸面财富”而带来的税收负担。 实施未实现资本收益税的复杂性也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一政策要求纳税人定期向税务部门报告他们资产的估值，包括可交易资产与非可交易资产的具体分类。
而资产的估值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纳税人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的巨大困惑。尤其是在非流动资产的估值上，如何公正合理地评估其市场价值，将成为一场复杂的法律与技术挑战。 鉴于这些潜在的法律和行政挑战，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短期内并不会引入类似于哈里斯提案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现行的资本收益税制已经引发了足够的争议与反弹，加拿大政府在调整财富税政策时，可能会更加谨慎。 与此同时，加拿大的社会舆论也对任何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经济冲击之后，公众对于税收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增加。
许多人担忧，任何新的财富税或增加的资本收益税都可能对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优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调整税制，促进财富的再分配。当前工薪阶层的税负相对较重，而富裕阶层却在享受较低的有效税率，这一现状亟需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予以改善。 除了新民主党的财富税提案外，市场上关于完全取消对自住房资产的资本收益税的讨论同样引人瞩目。由于大宗不动产的持续升值，一些人质疑继续保留对这些资产的税收政策的合理性。若对自住房征收税费，可能会加重家庭负担，进而对住房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总的来说，虽然卡马拉·哈里斯的未实现资本收益税在美国激起了巨大的争议与探讨，但在加拿大的讨论中，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一些相对温和和可行的措施。正确的方向应是聚焦于如何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促进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发展，而非简单地增加对富裕阶层的税负。社会各界在呼吁加强对财富征税的同时，也需关注政策实施的可行性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