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贸易关税政策，试图通过征收高额关税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减少贸易逆差。然而，这些措施迅速引发多方质疑，尤其是围绕其法律依据和宪法合规性的问题。十三个州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认为这些关税计划超出了总统的合法权限，可能存在“法律上的纸牌屋”风险。本篇将深入探讨特朗普关税的法律基础，解析诉讼的关键焦点，以及这一纷争对美国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和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 美国总统单方面施加关税的权限并非源自宪法第二条，而是源自国会的授权。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拥有“征收税收、关税和罚款”的专属权利。
美国历史上，国会多次立法授权关税措施，例如1828年的“耻辱关税”、1897年的“丁格利关税”以及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然而，斯穆特-霍利关税被广泛认为加剧了大萧条，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关税权力的分配方式。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推动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赋予总统在经过双边协商、达成互惠协议的前提下调整关税的权力，此举旨在促进贸易自由化。 RTAA的有效期内，总统仅能通过与其它国家达成互惠协议来调整关税，禁止单方面制定。这一点与特朗普在其行政命令下实施的单边关税存在根本区别。战后，国会继续通过《贸易扩大法》（1962年）、《贸易法》（1974年）等授予总统有限关税调整权，其中就包括基于国家安全威胁或不公平贸易的反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1977年）则主要针对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经济制裁，但并未明确包含关税的施加。特朗普政府创新性地援引IEEPA，宣称由于持续的贸易逆差和“非互惠贸易政策”构成国家紧急状态，总统有权单方面施加关税。 这一用法开创先例，也成为其法律争议的核心。反对者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及其他十二州，认为特朗普超越了授权范围，相关关税措施缺乏法律依据，且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具体而言，IEEPA的授权仅限于处理“异常且紧急威胁”，但特朗普关税对全球多国均施加约10%关税，未针对具体威胁定向实施，显得过于宽泛和模糊。再者，基于“不可授权原则”，国会不得将立法权无限委托给行政机关，必须设定明确指导原则以限制总统权力。
然而，尽管理论上此原则强大，现实中美国最高法院多次放宽此类要求，使得实际判决结果充满不确定性。 司法管辖权的安排也极大影响诉讼进程。特朗普政府希望案件由国际贸易法院（CIT）审理，后者在关税争议中拥有专属管辖权，并且上诉至相对亲特朗普的联邦巡回法院。相比之下，加州选择在第九巡回法院辖区的北加州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此法院对行政权力的审核更为严格。此举意味着双方可能在司法适当审理的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同时，行政方还试图利用“政治问题原则”，辩称关税及紧急声明属于政治范畴，法院无权干预。
这一策略是否奏效，关系着案件能否进入实质性审判阶段。 尽管现阶段尚无明确判决，但特朗普的司法战绩并不理想，其首个总统任期内在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远低于平均水平。多州联合诉讼若能获胜，将造成现行关税政策重大变动，也为未来限制总统贸易权力奠定先例。 这一系列关税纷争对全球经济及美国国内市场影响深远。首先，美国玩具零售商如明奇玩具店（Mischief Toy Store）已表示遭受关税政策冲击，消费者可能面临商品价格上涨及选择减少的现实。其次，关税仅适用于实体商品，不涉及服务及数字产品，导致加密货币市场出现独特机遇。
比特币等虚拟资产因其匿名、无国界性质，未受到关税直接影响，因此成为部分投资者规避贸易壁垒的替代选择。事实上，特朗普贸易政策宣布期内，比特币价格逆势上涨，显示部分市场参与者将其视为国际贸易新媒介的潜力。 然而，如果任由行政部门以宽泛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由自由征税，恐将削弱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损害美国的商业信用和全球供应链安全。此外，过度依赖单边贸易措施还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扩大贸易争端，进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总体来看，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法律漏洞和不确定性使其未来命运悬而未决，相关法律挑战不仅关乎一时贸易策略，更涉及美国宪法框架下行政权的边界。 综上，特朗普政府利用IEEPA推行单边关税的行为处于法律灰色地带。
尽管基于应对贸易紧急状态的诉求，行政命令缺乏充分的法律明确授权，面临宪法及委托授权原则的严峻考验。多州的诉讼正在挑战这一措施的合法性，案件最终裁定将对未来总统的贸易权力产生深远影响。贸易壁垒扩大虽意在保护本国产业，但可能导致经济效率降低和国际关系紧张。与此同时，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在传统贸易体系受到限制时，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潜在价值，值得密切关注。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方向，不仅决定着经济格局，也体现着法律与政治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