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因一次对前主席詹斯勒政府配发手机的清理操作,被曝造成近一年短信记录的大量丢失。内部监察报告将事件归结为政策理解错误与流程执行缺失,称为"可避免的错误"。这一事件不仅损害了公众对监管机构记录管理的信任,也暴露了政府机构在电子信息治理、证据保全与合规操作方面的薄弱环节。 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与法律界迅速做出反应。部分行业人士与受监管企业质疑短信删除可能影响相关诉讼与调查的证据完整性,甚至有人直言这可能构成对司法程序的阻碍。对监管机构而言,恰当保存沟通记录不仅是合规要求,也是维护透明度与问责制的基本前提。
当关键记录在调查或诉讼过程中丢失,会引发行政与司法层面的程序争议,进而冲击制度公信力。 从技术层面看,政府配发设备与个人设备的边界日趋模糊。在职务沟通越来越多依赖移动即时通讯工具的现实下,如何确保这些沟通被纳入官方记录并长时间保存,成为公共管理的一项核心挑战。传统纸质档案保存规则难以直接移植到电子通讯领域,必须依靠明确的政策、自动化的备份机制以及持续的培训与监督。 监管机构在信息治理方面通常有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存在差距。本次事件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出现偏差,导致设备在应当保全的时间点被清空。
类似失误往往源于多个环节的协同不良:政策设计过于笼统或与实际工作流程脱节,IT 系统未能提供可靠的保全工具,人员培训不足,以及监督检查和问责机制不健全。 法律影响方面,删除记录可能为正在进行的诉讼带来证据缺失问题。法院在面对电子证据被删除的情形时,常常会考虑删除是否故意、是否影响案件核心事实,以及当事人采取的补救措施。若认定为故意毁灭证据,后果可能包括不利推定、罚款甚至刑事指控。即便删除并非出于恶意,仍会引发对机构内部管理失职的追责,并可能降低监管结论的说服力。 从合规角度出发,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在面对类似风险时应采取多层次的防护措施。
首先,需要构建清晰且可执行的信息保存政策,明确何种沟通渠道需要归档、保存时限与责任主体。其次,应部署技术手段保障自动备份与日志留存,避免人为操作单点导致数据丢失。再次,加强定期审计和随机抽查,确保政策落地并能及时发现偏差。最后,对涉及记录处理的工作人员进行持续教育,使其理解保存义务的重要性与潜在法律后果。 此外,电子发现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云端服务、加密通讯与多终端同步的普及,传统仅依赖本地设备的取证方法已不再充分。
司法与行政程序应当与 IT 部门协同,制定针对即时通讯、社交媒体与协作工具的取证和保全指引。对于可能涉及监管调查或诉讼的沟通,宜在第一时间采取法律保全通知或技术锁定,以免数据因设备重置或自动覆盖而丧失。 公众信任层面的损害同样不可忽视。监管机构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职责,其行动的透明度直接影响公众对监管结论的接受度。重要记录的丢失无疑给外界留下监管不透明或内部管理混乱的印象。为挽回信任,机构应主动披露事实调查结果,说明已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未来防范计划,同时配合独立审查以增强公信力。
政治与制度层面的反思也随之产生。行政机构对信息保全的要求通常受法律、行政规章以及内部政策的约束。若现行规则存在模糊地带或实施细则不明确,立法或行政层面应考虑修订相关条款,明确电子通讯记录的保存义务、责任追究机制与处罚标准。此外,应强化跨部门协调机制,使司法、监管与信息技术等部门在应对电子信息管理时形成合力。 私营部门也可从本次事件中吸取教训。许多大型企业在面对监管调查时同样面临电子证据保全的挑战。
为降低法律与运营风险,企业应完善记录管理系统,制定与监管期望一致的信息治理框架,并确保高管及关键岗位人员理解自身记录保存义务。预先准备的电子发现方案与演练,有助于在突发调查时迅速响应,避免信息丢失导致的不利后果。 技术创新既带来便利,也令合规更为复杂。加密通讯提供了更高的隐私保护,但同时可能阻碍依法获取证据。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与满足法律调查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监管机构、私营企业与立法机关共同面临的难题。合理设计司法程序与技术接口,确保在符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获得必要证据,是未来治理的重要方向。
在国际视角下,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在积极应对类似挑战。欧盟、英国与部分亚洲国家已就电子通讯保存、跨境数据取证和企业合规提出了具体指引和判例。美国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可以借鉴这些实践,推动统一的指南与标准化的技术实现,从而提升跨域取证的效率与合法性。 对受影响的当事方而言,透明、迅速且负责任的回应至关重要。机构应尽快评估事件影响范围,保留剩余证据,并向相关当事人和公众说明调查进展。与此同时,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有助于确保调查过程的客观性,避免内部利益冲突。
只有通过公开的调查与切实的制度改进,才能逐步恢复公众对监管机构的信赖。 在组织治理方面,这次事件凸显了信息治理应成为高层管理议程的一部分。首席信息官、首席合规官与法律顾问需协同制定跨部门策略,将电子记录保存纳入核心风险管理体系。风险评估应覆盖通讯工具、云服务供应商与第三方合作伙伴,确保合同条款中包含必要的数据保全与取证配合义务。 培训与文化建设不可或缺。即便有完善的技术系统和政策,没有相应的执行文化与责任意识,目标仍难以实现。
通过定期培训、情景演练与明确的问责机制,组织可以提高人员对信息保存重要性的认识,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 法律界对于此类事件的应对也在演进。律师在为客户提供合规建议时,需综合考虑技术手段、监管要求与可能的诉讼风险,帮助企业或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电子发现策略。法律从业者还应积极推动与 IT 专业人士的跨学科合作,提升应对复杂电子证据问题的能力。 展望未来,智能化与自动化工具将为信息保全提供更多可能。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分类、自动归档与异常检测系统,机构能够在海量通讯中自动识别需保存的内容并触发保全流程。
尽管技术并非万能,但在提高合规效率与减少人为失误方面具备显著潜力。 综合来看,SEC 擦除詹斯勒手机记录的事件是对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在数字时代如何管理电子信息的一次警示。它提醒我们,政策必须具体可行,技术必须可靠可控,人员必须充分培训,监督与问责机制必须有力。只有在制度、技术與文化三方面协同发力,才能真正防止类似"可避免的错误"再次发生。 对普通公众而言,关注此类事件不仅是对个案的审视,更是对公共治理能力的一种监督。推动更高标准的信息治理与更透明的监管流程,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众利益与增强制度韧性。
对监管者而言,及时反思并采取切实措施,是恢复信任与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经之路。 结语性的反思是,数字通讯时代的记录管理已不再是技术或行政的细枝末节,而是关系到法律正义与制度信任的核心议题。SEC 的事件应促使各方加速完善相关规则与实践,将信息治理摆上更显著的位置,从而在未来面对复杂的监管与司法挑战时,能够以更加稳健与透明的方式应对。 。
